11月4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常纪文在由E20环境平台主办的2019（第二届）环卫一体化高峰论坛上说，垃圾分类是一个新时尚，也是一种文明习惯。垃圾分类不宜做得太豪华，比如试点设施建设“盆景”多，过度智能化、形象化，难以复制和推广。这种豪华做派与垃圾分类宗旨是相违背的。

他表示，生活垃圾分类模式要接地气，对于贫富不同的地方也可以用不同的分类办法。很多村干部对于配垃圾桶很高兴，但对于监督分类没有积极性，设备都投进去了，但仍推行不下去。所以这就需要引入考核机制。

“不能轻易设置罚款”

在处罚上，常纪文认为，生活垃圾分类不能轻易设置罚款并采用信用制裁措施，要罚款可以，十元、二十元、五十元可以，别罚太多了。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特别需要通过各种奖励手段提升垃圾分类效率。

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院垃圾分类委员会主任兰亚军也认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罚居民的时机不成熟、机制不尽合理。因为罚多少、谁来罚、罚的钱做什么，这又是一个小系统，需政策配套。

“我们需要要保持耐心，先期对居民宣传动员并对垃圾分类的居民进行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更为重要的是，上海市还未有效触及源头减量，《条例》虽单独列出源头减量内容，但具体如何实施，需可操作性措施。”兰亚军告诉经济观察网记者。

常纪文对记者表示，现在完全靠垃圾分类收费来解决，暂时是不可行的。目前仅看垃圾分类这一环节，是亏本买卖。但或许可把垃圾分类看成社区治理的组成部分，把它和别的东西比如家政服务捆绑起来，也能产生一定利润。

垃圾分类资金要从哪里来？常纪文说，“大家喊垃圾分类，喊来喊去，钱还是从政府口袋里出，但光靠政府财政支持，很难全面推开，其补贴也是杯水车薪。让老百姓掏钱，也很难。”

他介绍，所以在一些地区，捐款成为了重要经济来源，比如在湖南宁乡陈家桥村村民捐了两千万，政府给了一些，将村里环境整治得非常好。还有一些地方为节约经费，将专用垃圾运输车进行了改装，上午收一类，下午收另一类。

实现本土化

常纪文认为，垃圾分类既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也解决社会文明问题，不能脱离中国的自然和国情来设计管理运行模式，更不能照搬国外模式。比如中国解决雾霾问题，同样不是依照西方经验，而是用中国模式在推进。

“中国的垃圾分类和雾霾治理一样，很多东西要实现本土化。需要5-10年时间，根据中国国情，先易后难，对国家机关、学校、医院可以率先开展。村镇级别的，比如东部地区、大中城市郊区村，可早日开展；中部地区部分农村可随之跟上；西部地区农村，可以缓一缓。”他说。

根据国家的规划安排，从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在常纪文看来，中国推垃圾分类的时机正好，但要保持必要的耐心。垃圾分类不能搞运动，不能急功近利，要考虑周到、稳中求进、久久为功。其它地区和城市可以借鉴上海经验，一个社区增加一个24小时都可投放垃圾的设施。不能大规模撤出社区和街头的垃圾桶。此外，还要避免出现前端分类方法贪多求全，与后端脱节的现象。

建立垃圾处理生态补偿制度

常纪文对记者表示，垃圾填埋和焚烧之所以产生邻避效应，其主要原因是垃圾收纳地缺乏利益保护，所以要出台征收跨区域垃圾处理生态补偿费制度，对于将垃圾运送到本市其他区县或乡镇的，应缴纳垃圾处理费，也要按一定标准向垃圾处理地缴纳生态补偿费。他建议这项制度法制化，减少邻避效应。

他说，垃圾分类规划和制度建设宜先行，设计要科学，要将垃圾分类纳入“无废城市”建设的格局中统筹考虑。

在他看来，农村总体上是熟人社会，城市基本上是陌生人社会，农户村组管理的协作基础强于松散管理的城市居户。在农村面积大的城市，农村和城镇垃圾分类应当分开管理。城乡垃圾分类的管理方法、组织形式、激励机制等应当有所差别。农村垃圾分类可建立垃圾分类按户考评制、垃圾处理收费制、特殊困难户收费减免制等。

常纪文建议在农村垃圾分类治理体制上，发挥政府引导、村党支部支持、村委组织协调、村民自治的作用。在城镇理顺商务部门、住建部门、环卫部门、民政部门在垃圾分类方面的职责，整合废品回收体系、小区物业回收体系、环卫垃圾收集体系、居委会工作体系和政策体系，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