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别国家的禁令可以迅速遏制出口国的出口行为，但是从全球贸易来看，“洋垃圾”出口问题又会面临“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尴尬——那些垃圾出口国很快就能够找到替代国。

日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警告，如果加拿大不在限期内运回6年前从加拿大运到菲律宾的垃圾，他将向加拿大宣战。这一新闻让“洋垃圾”再次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

东南亚深受“洋垃圾”困扰

菲律宾与加拿大之间的垃圾官司，其实是来自美欧发达国家的“洋垃圾”为祸全球的又一个例证。自前年中国宣布拒绝继续进口“洋垃圾”之后，发达国家不是寻求有效的回收利用之道，而是试图将它们运到其他地方，东南亚国家受害尤深。

2017年，中国提出针对国际贸易中的4大类24种固体废弃物（俗称“洋垃圾”）的进口禁令，吹响了中国阻击洋垃圾相关问题的号角。

这一禁令从2018年开始执行，随后中国又升级了禁令，宣布推动于2018年底和2019年底分两批各16种洋垃圾进口的禁令，逐步实现洋垃圾进口的全面禁止。

短期来看，中国的洋垃圾禁令确实对垃圾出口国家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让这些垃圾产生国思考，到底如何才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方向。

但是，全球垃圾贸易背后有经济利益的推动，在中国对洋垃圾关上大门之后，洋垃圾的出口商也加紧寻找替代目的地。具有经济可行性的东南亚地区成了这一目标，从而迅速替代中国成为洋垃圾进口的目的地。

同时，由于地缘因素，一些过去在中国运作的外国回收处理企业，也将目光瞄准东南亚。这些回收处理企业走出去，在当地成为利用洋垃圾生产再生资源，再将再生资源供应给需求强劲的中国企业的新型产业链条中的一环。

以废塑料这一热点话题来看，根据2018年1月到10月的联合国贸易数据，以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意大利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废塑料垃圾出口情况在中国实施禁令后的数据为例（如下图），可以看出，出口总量在2018年3-5月有一个高峰后，从2018年5月开始呈现出下降趋势。

总体的下降趋势还是反映出，中国的洋垃圾禁令确实产生了一定效果。

但如上所言，尽管中国已经开始对洋垃圾进行严格限制，洋垃圾出口国家依然有一定程度的出口量，这多少显示出全球贸易体系中单一国家措施的弊端。

这从中国实施禁令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相继成为洋垃圾进口大国，甚至被洋垃圾进口重压导致港口爆棚可以了解到一二。

而马来西亚等国家于去年下半年相继开始控制洋垃圾进口，又推动了垃圾出口国出口总量的进一步下降。

以美国2018年废塑料出口数据为例，下图可以看到，作为2018年主要的进口国，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从2018年中开始出现进口量直线下降。这些国家对洋垃圾进口管制相继加强，对洋垃圾全球贸易造成有力打击。

挪威模式能否解决“洋垃圾”难题

说到这里，可以提到另一个名词——挪威提案，这是挪威针对《巴塞尔公约》（《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的一条修正提案。提案建议在巴塞尔公约附件二（即需要“特别考虑”的废弃物）中增加“塑料垃圾”一类。

所谓“特别考虑”，包括要求垃圾出口国事先通知并征得进口国的同意。一些国家代表表示，如果该提案通过，将成为遏制海洋垃圾和塑料垃圾污染的重要国际机制。

不过，这一提案由于各个国家面临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引起了一定的争议。赞同的国家认为，这将成为国际公约而推动全球塑料垃圾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有不同的声音担心这一提案将使良性的废塑料回收再利用的难度提高，不利于这一行业的良性发展，进而损害环境。

本质上，无论是中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单方面的禁令，还是巴塞尔公约都无法妥善地解决垃圾问题。

从短期看，个别国家的禁令可以迅速遏制出口国的出口行为，但是从全球贸易来看，又会面临“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尴尬。国际公约虽然范围大影响力强，但某些洋垃圾出口国家不是签约国，公约又非强制性，加上难免存在“一刀切”导致的弊端，不能期待其成为解决垃圾问题的一剂灵丹妙药。

总之，发达国家越境转移、出口“洋垃圾”，是一种典型的以邻为壑的做法，本质上并不能解决垃圾问题。发达国家解决垃圾问题，还是要走回源头治理的思路，通过法律法规去正向引导生态设计、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的落实，通过经济可行性分析让市场拉动转型，通过改变管理模式将管理变为多方参与的治理模式，来形成推动垃圾问题解决的合力。